会计陷阱：美国经济政策如何忽视实体经济

　　美国需要的不是对资产负债表进行调整，而是实现经济价值创造和分配结构的转型。除非整个国家正视生产基础空心化和金融体系脱离国家发展目标的潜在现实，否则怨恨政治及助长这一切的经济停滞将持续存在。

　　最近，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主张美国应通过资本管制实现对外账户平衡。这体现了更深层、更令人不安的现实：美国经济政策已走进概念的死胡同。无论政策杠杆是管理贸易平衡的关税，还是影响资本账户的资本管制，美国都困在将平衡资产负债表置于经济实质之上的框架中。如此一来，美国就系统性地回避了它真正的问题：美国生产型经济的相对崩溃，以及金融化所造成的长期后果。

　　佩蒂斯的提议并非毫无逻辑。他认为，资本自由流入美国导致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如果不加限制，美国就无法重新获得其贸易地位。这种观点反映了对全球失衡，以及美国显然无力实现出口导向型增长或扭转进口依赖的普遍担忧。在这种观点看来，更规范的资本账户管理将迫使国内经济进行调整，减少金融扭曲，并推动建立更公平、更稳定的全球秩序。

　　▲佩蒂斯在最新报道（4月11日）中表示：“最有效的方法可能是对美国资本账户实施管制，抑制盈余国家通过收购美国资产抵消盈余的能力。”他的这种想法似乎在一些总统顾问中颇具影响力，例如财长贝森特、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兰和副总统万斯。

　　但是，这一建议的措辞本身暴露了现行政策模式的不足。它寻求的不是发展转型，而是会计对称。佩蒂斯等人呼吁使用各种工具，无论是资本管制、关税还是货币干预，来恢复国家账户数字上的平衡。然而，这些工具没有也无法解决的一个事实是，几十年来，美国经济已经丧失曾经支撑其贸易竞争力和生产能力的产业、技术和基础设施。

　　这并非意识形态或党派失败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结构性的、地区性的，源自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解决方案的特质。当今美国经济现状是，资本疯狂流入资产市场，金融机构优先考虑短期回报而非长期投资，企业为追求成本最小化而选择供应链外包，与此同时，在制造业、能源、交通运输和数字基础设施领域进行大规模生产性投资的能力萎缩。其结果是，美国经济的杠杆率高，生产效率低。

　　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资本管制寻求外部平衡可能难有实效，只不过是纸面平衡，改变不了经济生活的真实状况。理论上，实施资本管制或许可以减少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但这可能压缩国内需求、提高借贷成本或削弱美元的国际地位，所有这一切会让美国民众更加贫困。对外平衡问题或许有所改善，但那只是缩小了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才得以实现的。

　　这就是当前政策陷阱核心的主要矛盾。美国若不恢复生产平衡，就无法实现外部平衡，而生产平衡需要对政治经济组织方式实行变革。它需要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将财政激励转向长期集资、重新重视产业政策，并将经济活动重新嵌入以地方为基础的价值创造体系。此外，它还意味着致力于提高民众的识字和算术水平。这些改变不是靠资本管制或财政调整机制就能实现的。

　　需要明确的是，佩蒂斯并非这一政策僵局的始作俑者。相反，他的提议反映了经济政策决策领域普遍存在的疲惫感。过去40年，美国未能兑现的承诺一个接一个，从通过放松管制实现全球竞争力的新自由主义梦想，到2008年后希望通过刺激计划引领经济复苏，再到最近推行关税和“友岸外包”，美国的政策实验不断变化。这些政策均未能扭转实际生产能力的根本性下降，反而强化了一种执着于会计比率（赤字、盈余、债务水平和资本流入）的治理模式。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停滞不前。

　　即使是近年宣传声势浩大的产业政策，也常常落入同样的陷阱。比如，《芯片与科学法案》或《降低通胀法案》等试图通过定向补贴来刺激投资，但它们很少直面金融短期主义、供应链碎片化和劳动力市场衰退等结构性问题。如果没有配套改革来重塑资本配置的制度环境，这些行动有可能沦为一次性注资，而非系统性转型的基础。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经济问题。问题不在于实现对外平衡，而在于重建内部凝聚力。美国需要重新认识生产型经济的意义，这是一种能协调能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以满足物质需求、促进创新、维系社区生计的经济。它意味着要回归主导20世纪中期发展思想的那个问题：资本是如何形成和分配的？哪些机构管理资本的使用？国家在引导投资方面扮演什么角色？除了资产负债表，我们该如何衡量经济成功？这也意味着不要过分关注别人在做什么，不要心有不平，不要将责任推卸给他人。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单纯关注会计指标，而应拥抱新的价值观。价值不应被视为在贸易平衡或资本流动中获得的东西，而应被视为在实体经济里通过劳动、基础设施和技术能力创造出来的东西。这意味着要认识到，只有提供使用价值，而不是在虚拟资本市场无休止地循环交换，价值才是有意义的，才是根本的。这是最终恢复持久对外平衡的唯一基础，其解决方法不是限制货币资本流动本身，而是重塑条件，让货币资本在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时得到有效利用。

　　从失衡的症状来说，佩蒂斯提出的资本管制方案并没有错，但它代表诊断手法存在更严重的问题。如今，支配美国经济的是金融和会计逻辑，而非生产和发展逻辑。它被交换价值的逻辑支配，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对使用价值的梦想正日益消逝。美国需要一个广泛的结构性转型战略，否则，关税、资本管制等干预措施很可能只是另外一种让数字看起来不错的做法，而国家仍在继续下滑，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倒退。

　　这种对会计平衡的执着，也助长了破坏性的怨恨政治的兴起。通过将深层次的结构性、生产性缺陷转移为国家受害者的叙事，以及将责任归咎于贸易伙伴、货币操纵国或外国投资者，这种政策话语在国外树立敌人，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在国内。金融化、减少对产能的投资，以及重视资产膨胀而非工资增长的政治选择，都是国内问题。然而，会计框架赋予的合法性助长了一种政治叙事，让对外“失衡”变成内部衰退的替罪羊。如此一来，就分散了人们对经济复苏这一艰巨任务的注意力，助长了零和博弈的民粹主义，最终只会加剧经济失调。

　　归根结底，美国需要的不是对资产负债表进行调整，而是实现经济价值创造和分配结构的转型。除非整个国家正视生产基础空心化和金融体系脱离国家发展目标的潜在现实，否则怨恨政治及助长这一切的经济停滞将持续存在。